畢業該說再見時，博士生三年級的小魚（化名）卻沒有出現在今年師門散伙飯局，她病了。在和抑郁癥搏斗的漫漫長路上，小魚的論文答辯已然遙遙無期，畢業只能順延。她說這病沒有傷口，沒有流血。“抑郁起來，不要逼我，千瘡百孔，四處漏風。”

小魚，就讀于北京海淀某知名大學的文科專業，一向寡言內向的她，卻在社交網絡上異常活躍，幾乎天天更新。翻看小魚的微信朋友圈，一般不會察覺到她患上抑郁癥，并已5年之久。當在朋友圈吐槽成為一種公然“賣萌”方式，鮮有人注意到她偶爾敞開的孤獨和痛苦，今年新年，她曾寫下“要接納最好和最壞的自己”的句子。

從碩士確診為抑郁癥至今，她犯了三次病，兩次在國內，一次在國外交換期間。最近一次病發是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被論文和就業的雙重壓力所困擾，幾個月來她常失眠，身體狀態也越來越差，抑郁再次來襲。“注意力下降，記不住東西，根本就寫不下去。吃過數十種抗抑郁的藥，忍受過惡心無力、渾身酸痛的副作用，這些和抑郁本身的癥狀混在一起，生不如死。”

當被問起什么原因得上抑郁時，小魚有些茫然，“要知道生病的具體理由，我就不會抑郁了，它就像感冒一樣，一不小心就上身了。”碩士二年級她出現整夜失眠，恐慌之中她不斷逼問自己為什么會這樣。睡眠紊亂，學習隨之癱瘓，“當初就連煮個餃子煮粘鍋，我都要進行深刻的自我批判，然后上升到自我懷疑，‘你現在連個餃子都煮不好啦！’”幾經好友的催促，她才來到學校心理咨詢中心，接受幾次輔導后，心理老師建議她去北醫六院看看，很快被確診為重度抑郁。

本科就讀于計算機專業的張騰（化名）確診抑郁癥的過程要比小魚更曲折和漫長，直到大四上學期他才在抑郁癥前真正“倒下”，休學回家。“進校時不喜歡我的大學和專業，有心理落差，加上當時談了異地戀的女友，非常迷茫，走不出那悲傷情緒。我開始找各種書看和測試，恍然察覺抑郁了，一開始我和父母誰也不相信，等到快不行時，病到不得不休學。”北青報記者采訪的多個抑郁大學生的病例，大多數都有過“人前堅強，人后沮喪”惡性循環的掙扎，他們罹患上的是隱匿型抑郁癥。

特點

特點一

“病恥感”讓在校生得病不易被察覺

曾是抑郁癥重度患者的張騰坦承他接觸過的不少同齡病友，他們在初期時往往不愿示人。公開統計顯示，我國每年自殺死亡的人數至少是13萬，而其中40%的自殺死亡者在自殺時患有抑郁癥。

隨機采訪的學生普遍覺得抑郁癥并不遙遠，但對其基本知識和診療卻不甚了了，多數者對其的理解源于此前媒體的報道。北京回龍觀醫院院長楊甫德在去年末一次采訪談到當前中國抑郁癥患者數量超過2600萬。從北京市綜合醫院開展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中看：近10%的患者有抑郁，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過專科診治。

由于心理問題有很大的隱藏性，如果當事人回避，老師們也難以發現，高校對抑郁癥學生的前期篩查難度可見一斑。面對這些困境，章文和秦琳都笑道，“來找我們的孩子都不太可能走極端。”她們覺得當務之急依然是“脫敏”，讓學生和家長正視心理疾病，而非妖魔化抑郁癥。“校園里患抑郁癥的學生人數在逐年增多，但是有些同學甚至父母都會有病恥感，刻意避免交流，有的孩子到了重度，甚至拒絕看醫生。”

特點二

碩博士抑郁已呈現升高趨勢

北京高校心理素質教育研究會名譽會長藺桂瑞教授這些年來一直在進行“大學生心理危機群體”的調查研究。通過大量的案例分析，她發現這些大學生抑郁癥群體都有一些共性，例如：擁有不良家庭關系或親子關系的學生占比較高；研究生數量目前雖然占比不高，但已呈現出升高趨勢。

相較于本科生，與小魚相同遭遇的碩博士們，面臨著更多經濟、學術或家庭的多重問題，他們承受的壓力更大更復雜。章文回憶曾危機干預過一位男博士，當時這位博士1個月不洗澡。“讀博6年卻無法畢業。誘因就是論文和導師的沖擊，他最終只能休學。”

小魚的同學談起她時，贊賞和羨慕著她的才華和勤奮，但覺得這姑娘逼自己太狠了，國外一年，小魚曾在病中強撐翻譯完一本600頁的英文著作。小魚導師很體諒弟子，勸小魚不要心急，一切聽醫生的安排。小魚說，“我生病，他雖然嘴上不說，但我知道他跟父母的心情是一樣的。如果辛辛苦苦培養的學生出了問題，這對導師內心打擊也會非常大。”

現行的大學管理體制，高校的心理教育對于研究生群體的覆蓋率遠不及本科生。針對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關注度不夠的話題，一位不具姓名的高校心理咨詢老師對此解釋：“這種情況有一定客觀原因，包含著高校機構設置的因素。一般而言，心理健康中心歸屬于高校的學工部，而學工部往往負責本科生的相關問題，對于研究生方面的工作屬于協助性質。”

影響

部分用人單位會做入職心理測試

除了病恥感，隨機采訪的多名高校學生還提到不想去心理咨詢的另一個隱情：“如果我這的心理出了問題，會不會讓周圍很多人知道，是否影響我未來的就業呢？”章文和秦琳的回答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學生們的顧慮，因為打心理熱線和心理咨詢絕對不會進入學生的個人檔案。

“為他們保密，是我們的職業要求。除非這學生的情況已經很嚴重，有極端行為傾向，到那時，我們肯定會通知學校的輔導員以及家長。就這一點，我們會在咨詢前跟來訪者講明的，征得同意，我們才開始我們的工作。”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心理健康問題也日益受到了校園外用人單位的關注，入職心理測試也時髦起來。畢業生趙文（化名）今年春招時通過了一家事業單位的筆試與面試，體檢環節時，單位要求她除了身體檢查外還需去醫院接受心理評估測試。在醫院，趙文遇到了幾個和她一樣需要做心理健康評估測試的求職者，他們被要求填寫一份心理測試題。這些題目涉及心理健康現狀、個性特征、婚姻家庭、學業等與心理健康密切相關的內容。

趙文事后才知道醫生會根據問卷作出初步結論，判斷被測試者目前的心理健康狀況，推測測試者身體、工作、生活、家庭、學習等多個方面存在的問題。“這份問卷作答的真實性，有誰能保證？如果有人因為一份心理調查評估一直找不到工作，這算不算一種歧視和不公平？ ”

一位資深的心理評估專家表示，在入職時是否要心理測試，用人單位往往不同于求職者的態度，“48%的單位領導人認為招聘時應聘者的心理健康比技能更重要。即使應聘者能力很強，如果心理方面存在問題，單位就會放棄。”但他承認確實有很多單位請他們為新入職者做心理健康評估，其中較多的是教育、醫療、安全等單位，不乏因心理測試不過關被拒絕的求職者。

本版文/本報記者 劉旭